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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凌:病毒与启蒙

张晓凌

2020-03-31 16:1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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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毒与启蒙   

抗击新冠病毒至3月初,随着武汉确诊病例的大幅度降低和各省零报告的持续,从恐惧、死亡、谎言的缝隙中,总算透出一丝曙光。被僵硬、惊惧统治了数月的国民表情,有了些许松动。看到这一切,感慨之余,不免有得陇望蜀之想:什么时候,那阳光灿烂发自心底的笑容,才能重新镌刻在十四亿人的脸上,成为最普通、最日常的表情?

官民两界都盼望着抗疫胜利的那一天。然而,面对3000多同胞的死亡,无数家庭的破碎,国家数月的停摆,以及全体国民心灵的瘢瘢伤痕,还有什么胜利可言?当然,“胜利”由国家定义,我等不必操心。我所忧虑者有二:其一,疫情之后,哀悼逝者、怀念亲人的场景将持续不断。无论是逝者的亲属,还是各级政府,都应以正式的哀悼,还逝者一个离别的尊严。可以预料,恐惧之后,无尽的绝世哀怨将笼罩人民的精神生活;其二,所谓“胜利”之后,势必迎来一个颂歌与赞美诗流行的时代,这几乎无可避免。我的判断是:哀歌的呜咽与赞美诗的浮华,将交织为疫后的主旋律。

但是,无论赞美诗多么地优美煽情,也无论“胜利”的数据多么炫目,都无法阻挡来自于人民的质疑:疫情发生的根源是什么?其本质与真相又是什么?谁来为抗疫早期的瞒报与混乱担责,并站出来向人民谢罪?真正的抗疫价值观是什么?如何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汲取教训?如此等等,还可以写出很多。这些问题,由谁作答,如何作答,眼下还不得而知,也许一如往常,永远也不会有答案。一场新冠病毒的侵袭,何以导致这么多社会问题?我的答案是:蒙昧。不是吗?因为蒙昧,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错位的当代图景:当整个民族置身于后工业社会时,其理念、思想还迟滞在古老的旧秩序中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讲,此次抗疫中的种种乱象,皆由此而起。如果做一张关于科学精神、人道主义、生命价值、国民权利、民主、法制等问题的卷子,官民两界,有几人的答案能及格?因而,我坚定地以为,反思与启蒙才是这场抗疫的逻辑结果,而不是什么赞美诗。 

武汉中心医院医生、“吹哨人”李文亮

唯如此,我们才有资格告慰那些逝去的同胞,才对得起永载民族灵魂史册的吹哨人,才对得起医护人员、志愿者、解放军官兵的牺牲与奉献,才对得起那个6岁男孩守护爷爷尸体的一夜沧桑,才对得起那个抱着全家福照片,去天国寻找父母3岁女孩的纯洁灵魂……

在家独守猝死爷爷的十堰6岁男孩(左)《家·国悲恸》油画创作稿(右)

所谓病毒,不单单指新冠病毒这类自然病毒,也指人造病毒。什么是人造病毒,我在后面解释。上述反思、启蒙的内容与问题,既是自然病毒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胁迫出来的,也是人造病毒一步步地逼出来的。

现代医学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非常有限,然而,透过这个有限,我却看到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:病毒是一个隐形帝国。之所以以“帝国”称呼病毒们,是因为它们拥有帝国般的力量,且版图了无边际,所生产出的恐怖,又无药可医。在它的面前,不管是显形的恐怖主义,还是显形的帝国主义,皆不堪一击。近日,网上发了一组照片,题目是“新冠病毒把全世界清空了”。图片显示,无论是天主教教堂,还是伊斯兰圣地,皆空无一人。看来,连上帝、真主也对新冠病毒束手无策了。历史上看,病毒向来就有征服各种帝国强权,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嗜好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比如,公元五世纪欧洲的第三次大瘟疫,成为压垮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;1918年西班牙的大流感,则成功地提前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;1910年冬天的东北大瘟疫,对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而言,几乎是致命的。通读人类的瘟疫史,可以发现病毒的一个特点:它讨厌人类的轻慢与遗忘,因而,它常常在人类得意或折腾的时候,以瘟疫的方式敲打人类的记忆。难怪诺贝尔奖得主乔舒亚·莱德伯格(Joshua Lederberg)感叹道:“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”。 

空旷的麦加大清真寺

我有一个揣测:病毒的强大还源于它的智慧,而非单纯的毒性。这个揣测很大胆,但并非没有依据。美国华裔病毒学家何大一曾作过这样的表述:在显微镜下观察病毒们,日积月累,会感觉它们是有思维、有表情的,它们甚至会向观察者投来讥讽和嘲弄(大意)。这种感觉不免让人汗毛倒竖,但它却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:病毒帝国有其超验领域,在那里,科学的触角也伸不进去。与此相关的问题是:病毒们的组织结构是什么?有无喜怒哀乐和共同的意识形态?有无历史传承与谱系?冥冥之中,它们受控于何种力量?为什么它的每次攻击都从人类最愚蠢的地方开始,从而显示出高超的谋略?关于这些问题,只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,那就是:它的解释权在上帝那里。 

显微镜下的新冠病毒(Covid19 Virus,图中蓝色的点)

对于病毒的隐形帝国,我的看法是:第一,不可知;第二,不可战胜。在人类历史上,从未有过战胜病毒和瘟疫的案例。每次所谓战疫的胜利,都是建立在病毒主动撤退的基础之上的,这一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也不会例外。总之,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理念:病毒的隐形帝国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,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,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。

在病毒的隐形帝国面前,虽然科学的力量有限,但并不是无所作为,至少它在预警、防御、疫苗等方面找回了自己的尊严。在当下,除了相信科学、现代医学,你还能相信什么呢?这就是医护人员在抗疫中获得至尊地位,他们的教导成了圣经的原因。所以,科学理性的启蒙仍是我们的主课,虽然这堂课我们从晚清、五四时期就开始上了。

从根本上讲,病毒是一种隐喻:人类与上天、与自然之间的隐喻。在这个隐喻结构中,上天、自然是决定性力量,人类只是一个卑微的存在。人类的主体性一旦膨胀,上天、自然便会以病毒的方式予以警示,直到人类重新臣服。老子说:“故道大、天大、地大,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,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这个秩序,是宇宙秩序,老子不过是代天而言。这个秩序告诉我们:人类安居其位,不傲视上天,不伤害自然,不逆天而行,不瞎折腾,不乱搞事,才是生存与自保之道。

赵孟頫书《道德经》

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种病毒——人造病毒。所谓人造病毒,即在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温床上滋生的,以所谓“政治正确”为导向而生成的病毒。从早期的“训诫”“傲慢”“冷漠”“瞒报”“官谣”,到后来的“感恩论”“甩锅”现象,构成了连绵不断的人造病毒系列。人造病毒与自然病毒是什么关系?简单说,就是互为因果、互为表里的关系。新冠病毒在自然中的宿主是什么,尚有争议,但在人类社会中的宿主则是明确的,那就是人造病毒。可以说,官僚主义的傲慢、形式主义的摆拍,加上“官谣”的谎言,共同开启了新冠病毒肆虐的序幕。换言之,新冠病毒的通行证是由人造病毒颁发的——这个事实,即便辩护者舌灿莲花,也难以否定。

庆幸的是,在抗疫的过程中,依托于吹哨人、医护人员、志愿者、解放军官兵的共同奋斗,整个抗疫战线迅速内生出了以良知、奉献为核心的人工抗体。我们不妨将这些人工抗体与人造病毒作一个对应性的排列,以便大家看得更清楚:科学理性——官僚傲慢、生命价值——政治正确、良知——邪恶、真相——谎言、民主——专制、民谣——官谣、实事求是——形式主义、法治——人治、人性——反人性。让人惊诧,也让人难以忍受的是,在抗疫的过程中,后者往往是主导性的,占上风的,甚至,前者是被后者所决定的。

回想起来,如果湖北、武汉两级领导稍微尊重一下科学理性,听懂吹哨人的警示,而不是以所谓的“政治正确”去训诫他们的话,会有今日之祸吗?会导致武汉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惨烈局面吗?以往的工作中,我们经常会抱怨官僚主义害死人,未曾想到,这句话在湖北武汉竟一语成纤。复盘疫情早期的种种现象,只能仰天长叹:科学理性的锋芒再锐利,也刺不透官僚主义的重重铁幕。

关于形式主义,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:抗疫初期,医护人员冲向一线的紧急时刻,某些行政官员还堵着他们宣读某文件,逼得医护人员不得不反唇相讥:这些文件能杀死病毒吗?

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作为治理体系的顽疾,能治愈吗?这一问犹如天问,很难有答案。中央党校着名教授韩庆祥近期发文,深刻剖析了官僚主义的本质,并开出了高大上的药方,其中有两味重药:民主与法制。方子、药都很好,但病人未必愿意喝。看了这两味药,我的感慨是,在中国,民主、法治的启蒙,和科学的启蒙差不多同时,时间足够漫长,但今天却还得从蒙学开始。

再聊一下“感恩论”。“感恩论”一经出笼,便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殴,一时间,人神共愤。当然,始作俑者知错即改,隔几日便交口称赞并感谢英雄的武汉人民。虽前倨后恭,倒也值得赞赏,只是反转得快了一点,令人颇为不适。官场多年积弊,出现“感恩论”并不奇怪,在这里,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切片:“感恩论”既是媚上索恩封建意识的沉滓泛起,又是官本位意识的作怪,也是视民生如草芥的习惯性思维所致。“感恩论”来得快,去得也快,但它所引发的社会深层问题却刚刚浮出水面。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:1,人民与官僚体系之间的主仆关系长期失序;2,人民的权利主张与制度权力的软对抗一直在进行。探讨这些大问题,要花费很多口舌,在此无法做到,只能从启蒙的角度作些微议。

人民与官员的主仆关系之问题,其实不用在理论上大动干戈,只要重温毛泽东主席、习近平主席的相关论述,答案便一目了然。依我的记忆,毛泽东关于“人民”概念的定位,至少有四次。关于人民与官员关系的论述也很多,我只引一小段:“到底谁是父母?是官老爷,还是人民群众?我们的党员,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,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,绝不能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。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,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。”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,把谁向谁谢恩,谁向谁跪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。当然,中国老百姓善良、朴实、宽容,承继着中华民族代代沉积下的优秀品质,他们不需要谢恩,更不需要下跪,他们想要的,只是现代公民所应有的权利,比如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。要知道,在这次抗疫中,“知情权就是生命权”。我一直有一个话糙理不糙的看法:国民并非国家圈养的猪,吃饱穿暖就完事了。在当代社会,人吃饱穿暖地活着固然是第一要义,但却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。作为生存在后工业社会、全球化时代的主体,每个国民在精神、政治、社会层面上的权利主张,都是时代所赋予的,不可褫夺。国民所拥有权利的多寡与真伪,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。一旦制度权力压抑、侵蚀甚至试图剥夺国民的基本权利,便会形成软对抗。抗疫中的李文亮现象、艾芬现象,便是这种软对抗的表现。从哀悼李文亮的无边哭泣与呐喊中,从关于艾芬报道不断变身的100多个文本中,即便再木讷的人,也能觉察出,这是当代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一次巨大释放。

医生艾芬日记的变体文本

近些日子,“老子到处说”成了流行语。以此为主题的漫画创作也不少,我的艺术家朋友王艺就画了一幅。画面上,老子骑着青牛,眯眼自醉,大嘴向天,念念有词。后有其它漫画将老子的话语标注了出来,诸如“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”“真相本身并不造成恐慌,真相缺席才令人恐慌,”等等。实际上,在鲁迅的描述中,老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:“老子毫无动静地坐着,好像一段呆木头”;“老子连忙勒住青牛,自己一动不动,好像一段呆木头。”借助于抗疫之力,艾芬的“老子到处说”,成功地把呆木头老子逼成了民间话语的游说者、宣传家。其中的寓意,不言自明。 

王艺 《老子到处说》 水墨画 2020年3月

一场疫情,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“人民”低定位、国民低权利的状况。问题在于,精神上、权利上侏儒的国民,只能匍匐于地,而无法顶天立地,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支柱。忧虑于此,不禁一问:官民两界难道不应该补一补“人民”观、国民权利观的启蒙课吗?

将生命价值置于抗疫价值链的顶端,或许是这次抗疫战争的最大收获,“活着”就是人民在抗疫中的信仰和宗教。不可忘却的是,这一命题的合法性,是用无数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——他们以死亡的方式一次次地证明着这样的真理: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高于生命的价值。从本质上讲,生命是超意识形态、超政治、超利益的,任何将生命置于“政治正确”之后的教条与行为,都是罪恶的。在这里,必须设置历史性的一问: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难道不是政治正确吗?还有比这更大的政治正确吗?

令人欣慰的是,穿越谬误的壁垒,在死亡的边缘地带,以生命价值为轴心,那些充满人性光辉的概念,被医护人员、志愿者、解放军官兵一个个地建立起来了:良知、正义、悲悯、牺牲、奉献、诚实、救赎等,它们构成了抗疫战争的完整的价值体系。我私下忖度:在这一体系面前,即便最傲慢的头颅也应该低下,即便最冷漠的脸,也会耸然动容吧?阅读这个体系,我有两个层面的理解:这些伟大的字眼,准确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底色;同时,它们也理应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人性基石。

让人不解的是,这一价值体系为何在社会生活中日渐淡薄,甚至趋于消失了呢?这个难题,非我辈所能答,姑且绕过去。但有一点必须意识到:生命价值、良知、正义、诚实等,是一个民族战胜任何灾难的精神依托,也是其道德底线。因而,关于它们的任何启蒙、重建工作都是神圣的。

自然病毒与人造病毒的双剑合一,于2020年的冬春之交,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刺出了历史性的创伤。在这一巨创面前,谁能找到拒绝反思与启蒙的理由呢?我想是没有的,既然如此,我不妨得寸进尺地表达一个奢望:如果反思与启蒙通过抗疫而内化为民族的性格,升华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前提与方法论,由此推动社会进步和国民精神的升级换代,那将是我们这个国家,我们这个民族重生的开始。 

严复先生像

说到启蒙,忽而想到现代启蒙主义之父严复先生。他所说的“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,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”,至今言犹在耳。前一句,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、科学方法与思维;后一句,则强调以民主精神、法权观念为核心的政教之原理。100多年过去了,我们的启蒙似乎还要从严复那里开始——这真是一个令人心酸的轮回。所不同的是,当病毒袭来,人们需要严复式的启蒙者时,突然发现,那些所谓的“社会良心”们,竟离奇般地集体失踪了,即便是号称现代启蒙主义发祥地的北大,也是一片死寂。我以为,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。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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